1988年秋天，石家庄的军校操场上，几十名学员围在一起，看着一位头发花白的将军亲自蹲在地上，用木棍在沙地上画战术符号。有人小声嘀咕：“堂堂校长，干嘛事事亲自动手？”身旁的教员压低声音回了一句：“你知道吗，他十四岁就上了战场，从儿童团干到今天上将，就这个人。”这位将军，正是后来一手推动朱日和训练基地建设、曾任北京军区第九任司令员的李来柱。
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是在1990年代“北国利剑”大演习、以及朱日和训练基地频频出现在新闻之后。其实，他的故事要从1930年代那个战火四起的华北乡村说起。
1932年，李来柱出生在山东省莘县一个普通农家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光他之后，父母又陆续添了七八个孩子。土地少，口粮紧，家中长年为吃饭发愁。为了活下去，父亲只得带着一家人闯关东，在异乡讨生活，九死一生才又回到山东。那时的孩子，很早就懂得“活着不容易”这四个字。
一、战火中长大：从抗日儿童团到“猛虎连”
时间来到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军全面侵华，山东莘县很快陷落。日军烧杀抢掠的情景深深刺在许多孩子心里，李来柱也一样。村里老人提起被日军打死的乡亲，往往说着说着就咬牙，少年听在耳里，心里升起的不是空洞的“仇恨”两个字，而是一个很朴素的念头：总得有人站出来。
1939年，八路军第129师进驻冀南、鲁西一带，在莘县建立起抗日根据地。对老百姓来说，这支军队与他们以往见过的军队不一样，不抢粮、不打人，还帮着筹粮救困，“穷人自己的队伍”这句话逐渐在乡间传开。年仅七岁的李来柱，在家里人同意后加入了抗日儿童团，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。
因为小时候跟着父亲闯过关东，他个头比同龄人高，胆子也大，见过的世面多一点。很快，他就成了儿童团里的“主心骨”，带着同伴为八路军送情报、站岗放哨、打掩护。有时要夜里翻沟过河，他们一群小孩子猫着腰在地里穿梭，大人都说：“这些小鬼，比大人还灵。”
1940年前后，儿童团不断发展，李来柱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，手下带着近百名“小战士”。别看只是儿童团，大人打仗，小孩跑腿，这些七八岁、十来岁的孩子，承担的是实打实的危险任务。一个消息送晚了，可能整个村就遭殃。
到了十一二岁，他已经是少年先锋队干事，身份“升级”了，人却更加不满足。他觉得，在后方帮忙固然重要，但真正与敌人拼命的地方还是前线。于是，他跑去找首长申请上前线。当时的首长看着这个瘦高的少年，心里是钦佩也是心疼。年纪太小，真去冲锋陷阵，很可能活不过一场战斗。权衡再三，决定把他调去游击队，从事后勤和警戒工作。就这样，他成了游击队里年纪最小的一名队员。
有意思的是，真正考验他胆识的，却是一件看似简单的“去河边挑水”的差事。1944年，一天清早，他像往常一样到村外河边取水，远远看到一股日伪军正朝村子方向摸过去。那一刻如果他只是个普通孩子，转身就逃也很正常。但多年在游击区的磨炼，让他瞬间意识到事情严重性，扔下扁担，掉头飞奔回村，及时向游击队报告情况。
游击队迅速疏散群众，在村口各路口设下埋伏。日军进村后还没弄清情况，就遭到突然射击，队长率先开枪击倒一名日军。敌人虽然反应快，很快寻找掩体还击，但已经陷入我方预设的圈套。战斗中，李来柱抓住机会，扔出几枚手榴弹，正好落在敌人聚集的位置，几名日军当场毙命。剩下的敌人慌作一团，见势不妙，仓皇撤退。
这一战，游击队击毙日军10人，缴获多支枪械和部分物资。对于兵力有限的游击队来说，战果不小。队长当众点名表扬，奖励他一支长枪、一支短枪。对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少年来说，这不是“威风”，更像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。
日军那边却咽不下这口气。不久后，敌人纠集大批日伪军，扑向游击队据点丁庄。游击队人少，只能一边打一边撤，依靠地形进行游击战。谁都没想到，战斗正酣时，年纪不大的李来柱打得上头，顾不得队伍整体转移节奏，一味硬扛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身边已经没有自己的战友，只有追在后面的敌人。
危险关头，他先闪进小河旁的玉米地，趁敌人视线被遮挡，一头扎进河里，憋着气游到河对岸，才逃过一劫。后来回想这一幕，不得不说，既有冲动，也有幸运。如果当时稍有迟疑，很可能就留在那片河滩上了。
1945年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全国欢腾。但枪声没有完全停止。对于许多像李来柱这样的“少年兵”来说，抗日军装还没脱，新的战争已经逼近。
二、解放战争到建国：从机枪班长到浴血小宋庄
抗战胜利后，很多人以为终于可以迎来长期和平。1945年8月，中共中央代表与蒋介石在重庆签署了“双十协定”。纸面上写的是“和平建国”，暗地里却是另一番较量。蒋介石一面谈判，一面加紧调兵，企图在力量对比稍占优势之际，对解放区发动进攻。
1946年6月，国民党军22万之众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，全面内战爆发。对于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八路军、新四军部队而言，只是从对付日本侵略者，转为对付国内反动派，枪法、作风都不需要重新学习。真正要扛住的，是更长时间、更残酷的消耗。
1947年，年方十五的李来柱，终于如愿正式加入作战部队，成为晋冀鲁豫南下团第三团第四营十一连的一名战士。对他来说，这不仅是一份“工作”，更像是多年来心里的一个方向落了地。由于此前在游击队里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，他在作战中表现非常勇猛，很快立下两次军功。
1948年6月，南下第三团编入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旅。凭借突出的表现，他被任命为十一团四连机枪班班长，并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身份的改变，让他从一个敢打敢冲的战士，慢慢向骨干、骨干中的核心角色过渡。
同年，淮海战役打响。十一团被编入参与围歼黄维兵团的部队，受命阻击敌军、协同友军合围。面对装备精良、企图突围的黄维兵团，战斗之惨烈不难想象。黄维部队动用飞机、坦克、重炮，一次次向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，试图撕开一道口子。
在这种战场环境里，普通士兵只要能端稳枪、守住阵地就已不易，而李来柱凭借游击战经验，经常带领小分队穿插袭扰，引诱敌人进入预设地段，再配合大部队收网。敌人的火力再强，只要被牵着鼻子走，最终还是要吃亏。
战斗结束后，人们才清点出伤亡情况：他所在的连队原有一百二十多人，最后能站起来列队的只剩下十二人。李来柱自己，也是在激战中被弹片击中多处，凭着一股意志苦撑到战斗结束，才在战场边缘晕倒。医院里，医生从他身上取出大小弹片三十多块，其中一块距离右眼不过几毫米。稍有偏差，结局就完全不同。
淮海战役胜利后，中原野战军被授予锦旗，十一团被称为“后起之秀”，四连则得到了“猛虎连”的称号。一个个响亮的荣誉背后，是一个个永远留在黄土地里的名字。组织上把他评为模范党员，算是对他在战火中表现的一种肯定。
1949年初，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，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，部队番号随之调整。李来柱被调往第十军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三团四连，继续南征北战。到了同年11月，他所在部队奉命进攻小宋庄，这是解放战争后期华北战场上一场极其艰苦的争夺战。
小宋庄地形不大，却是敌人布防的关键位置，一旦拿下，整个防线就会出现裂口。攻击打响后，敌人依托坚固工事疯狂还击。我军战士在密集火力下前进，每一步都要付出鲜血代价。等冲上敌阵地时，已经是贴身肉搏，刺刀、枪托、工兵铲都成了武器。经过一番血战，我军终于占领了小宋庄。
然而，真正难熬的在后面。敌人不甘心失去要点，组织反扑，用炮火和空袭轮番轰击刚占领阵地的我军。指导员、连长先后在阵地上牺牲，很多战士倒在掩体边、壕沟里。阵地上只剩下有限的守军，却还得咬牙守住。
某次敌人投来的手榴弹爆炸在不远处，李来柱当场被炸昏，战友一度以为他已经牺牲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慢慢醒过来，睁开眼见到的仍然是烟火与厮杀，有战士趴在他身边，惊喜又慌乱。他用尽力气说出一句话：“给我继续打，援军马上就到。”这句话谈不上多么豪言壮语，却支撑着身边的战友多坚持了一会儿。
熬过最艰难的时间段，后续部队赶到，敌人的几次反扑最终被击退，小宋庄阵地稳住了。战后体检时，医生发现他身上的弹片伤又添了不少，只能一点点处理。有伤疤的人多了，他也不觉得自己有多特殊，只是把这些痕迹当作“该有的东西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，部队开始由战时体制向和平建设转型。许多经历过血战的指战员，面对新的环境，并没有松懈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换了一种任务而已。
三、从战士到将领：军校改革与“中点军校”
1951年前后，国内形势逐步稳定，人民解放军开始系统化建设部队干部队伍。这一年，李来柱担任连队指导员，随部队开赴东北，准备随时接受赴朝作战命令。那段时间，全军上下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号召深入人心，许多有战斗经验的干部都希望能去朝鲜前线再立功勋。
部队整装待发却一直没有等到命令，这种“等待”对习惯了冲锋的战士来说，比上阵厮杀还难熬。李来柱心里火急，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，请求组织批准他随队入朝。上级综合考虑部队编制与任务安排，最终没有批准，只让他安心训练、待命。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小，让他意识到，个人的战斗愿望必须服从整体布局。
1953年朝鲜停战后，他被选送到华北军区第六正职干部学校学习。这是一所专门培养中下级骨干的院校，课程紧、要求高。许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，对“坐在教室里听课”一开始并不习惯，但李来柱看得很清楚：没有系统学习，只靠“老经验”迟早要落伍。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，熬夜看书、琢磨战例，最终以全队第一的成绩结业。
1955年，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，他被授予上尉军衔。对一个出身贫苦、十几岁就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人来说，这块肩章不只是荣誉，也是被寄予更多期望。此后几年，他在基层连队和营团机关之间辗转，在实战训练和部队管理方面逐步积累经验。
1956年，华北地区降雨异常，白洋淀水位暴涨，堤坝出现决口危险。部队接到任务后迅速赶赴现场抢险。那是没有多少机械设备的年代，抢险主要靠人，靠肩膀和双手。李来柱带着战士们跳进齐胸的水里，站在湍急的水流中做“人墙”，顶住水势，再用沙袋石块一点点填补堤口。连续奋战后，堤坝保住了，附近村庄免于被水淹。这类任务虽然没有战功章，却是一支军队在和平年代面对群众时最真实的一面。
1961年，为了培养更多具备系统理论的中级指挥干部，他被派往石家庄第二高级步校学习。三年后，因表现突出被授予大尉军衔，开始向中高级指挥岗位稳步迈进。
真正让他站到更大舞台上的，是1970年代末的那次岗位调整。1978年，李来柱被调任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副校长，负责训练与教学工作。两年后，他升任校长。正值全军拨乱反正、重视军事科学的时期，军队院校改革势在必行。
1980年，北京军区步兵学校更名为石家庄陆军学校。名称一变，任务也变得更重。学校被定位为基层指挥员的“摇篮”，需要从课程到训练方式进行全面革新。李来柱一手抓教学、一手抓训练，他不满足于“照本宣科”，更强调把老一代野战经验与现代军事理论结合起来。许多时候，他会亲自上山看演习，回到教研室与教员们讨论战例，把书本上抽象的条文，改成学员听得懂、用得上的东西。
1985年，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西南边境打响，石家庄陆军学校为前线输送了不少指挥骨干。李来柱本人也奉命赴前线参加自卫反击作战，在排雷搜索中不慎踩上地雷，所幸并无大碍。这次亲历边境作战，让他更加明确训练与实战之间的关系——教室里每一个动作、每一道题目，最终都要服务于战场。
1986年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来到石家庄陆军学校视察，看完学校的训法、教材和学员精神面貌后，颇为感慨。他说：“这所学校很有特色，是成功的。人们都说这是中国的‘西点军校’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是中国的‘中点军校’。中国的重点，不叫‘西点’。”这一番评价，在当时军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反响，“中点军校”这个说法也由此流传开来。
这背后，既是对学校办学成果的肯定，也是对校长一整套改革思路的认可。可以说，这一阶段的李来柱，已经不再只是当年那个身先士卒冲锋的连队骨干，而是成长为一个能从全局思考、为全军培养人才的高级指挥员。
1988年，解放军恢复实行军衔制，他被授予中将军衔。同年，他已经是军内公认的训练与教育领域的行家。而这距离他十几岁扛着步枪奔跑在鲁西平原上，已过去了整整四十多年。
四、一手打造朱日和：从“北国利剑”到上将荣誉
进入1990年代初，随着国防现代化推进，大规模合成训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。部队渐渐意识到，只在各自驻地搞分散训练，很难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的需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93年的“北国利剑”演习成为一个重要节点。
这一年，李来柱担任“北国利剑”大演习总指挥，组织北京军区部队展开大规模实兵对抗。演习过程总体顺利，任务完成得相当圆满，许多新战法战术也得到验证。按说，这已经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成绩。然而，他在总结中却反复提到一个问题：训练场地、环境、条件依然有限，不足以长期支撑高强度、实战化演练。
也正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，他对“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综合训练基地”的想法越来越坚定。1994年，年过花甲的他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，成为这个战略方向上最有决策权的人之一。同年，他晋升为上将军衔，时年62岁。战场打出来的资历、军校锤炼出的视野，加上多年实际指挥经历，使得他在高级将领中有着独特的位置。
担任司令员后，他没有把精力放在表面热闹的活动上，而是下决心推进一件看似“不起眼”、实则影响深远的事情——建设朱日和训练基地。朱日和位于内蒙古草原，地域开阔、地形多样，适合多兵种、多方向联合演练。但那里基础条件薄弱，要在荒原上建起能承载大规模演习的基地，无论经费还是组织难度，都不是小数目。
当时军区经费并不宽裕，很多项目都在排队等钱。李来柱与军区领导班子反复商量，决定在国家统一规划许可的前提下，尽可能通过自身挖潜、合理安排资金，逐步投入建设。他本人多次赴现场调研，顶着风沙，在简易地图前与参谋们推演：坦克走哪条路线、步兵如何展开、空地配合怎么组织。有人劝他：“这么大年纪了，可以多把精力放在统筹上，不必事事亲眼盯。”他却坚持要到现场看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不亲眼看过地形，就谈不上心里有数。
随着工程推进，朱日和训练基地的雏形一点点显露出来。营区、射击场、机动通道、指挥设施等相继完工，能够保障成建制、成体系的部队在此展开联合演练。后来在这里举行的大型演习和实兵对抗，被不少军内人士视为改变我军训练模式的重要标志。外界也逐渐意识到，这片草原上的“战场”，已经成为检验部队战斗力的一面镜子。
有一段时间，周边局势出现波动，一些邻国在边境方向小动作不断。朱日和训练场上的坦克突击、装甲突击群开进画面，通过新闻报道传到外界。有评论认为，这种高强度、高规格的实兵演练，对某些心怀不轨的对手是一种无声却有力的震慑。当然，从军队内部视角看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实战化训练真正练硬本领。
1994年之后的几年里，朱日和不断扩建升级，逐渐成为我军最知名的实兵演训基地之一。把这件事与李来柱过往经历联系起来，就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：少年时代在小村庄边的游击战、青年时期在淮海战场上的合围突击、中年以后在军校推动的教学改革，到了晚年，被浓缩和放大到一片新的训练场上。朱日和，不只是一个地名，更是他几十年军事实践和思考的集中体现。
1997年，完成任期后，李来柱从部队岗位上退下来，卸任北京军区司令员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，参与国家层面的立法与监督工作。这一角色转换，看似跨度很大，但对一个习惯了用制度和规则来规范军队建设的高级将领来说，并不陌生。只不过，舞台从军队内部换到了更大的国家层面。
2003年，他辞去身上所有职务，在北京进入真正意义上的退休生活。多年戎马生涯，终于有时间陪家人、读书、静思。尽管不再身居要职，他过去在战场和训练场上留下的痕迹，仍旧存在于许多后来人的记忆当中。
2023年3月，李来柱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1岁。从1930年代的鲁西农村，到21世纪的首都医院病床，这一生跨越了完整的新旧中国交替过程。他亲眼见证，也亲身参与了其中不少关键节点。
回望他的一生，有几个坐标格外清晰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他是冲在前面的少年战士、机枪班长；在新中国军队建设阶段，他是连队指导员、军校校长、训练改革的推动者；在军队现代化和实战化训练不断升级的时代，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，是一手打造朱日和训练基地的上将。
有人用“红色一生”来概括他的轨迹，并引用毛主席当年对他的勉励：“正诚勤志，朴乐新明。”这八个字看似普通，却需要一辈子去践行。战争年代，他用冲锋和负伤来回答；和平时期，他用教学改革、训练基地建设来回答。时间在变，他当年的信念和选择，却始终没有偏离。
在许多老兵的记忆里股票配资在线查询网站，李来柱是那个愿意蹲在沙地上画战术的上级，是那个不怕风沙跑到朱日和现场看地形的司令员，也是那个当年在小宋庄睁开眼，还要喊一句“给我继续打”的战士。这几种身份叠加起来，就构成了一个真实、立体的军人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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